殖民地已经被分刮干净，资本主义帝国掠夺方式逐渐从殖民占领转移向资本输出。

　　世界范围内的“过量资本”首先在大英帝国诞生。至1911年，英国对外输出资本约40亿英镑，法国则是资本输出的第二大国，德国占第三位，美国占第四位。

　　中国想要发展，不管是采取金本位，还是银本位货币体制，没有资本就不可能推动国家的快速发展，不管是修铁路、水利，不管是对工业提供大规模信贷，从购买机械设备，转入技术，全部需要大量的资本。

　　中央内阁政府雄心勃勃的想要推动175工业计划，想要推动铁路的大规模建设，推动水利灌溉工程的普及，这三项加起来都需要巨额的资本进行推动。

　　在所有的资本输出国，英国、德国和美国都侧重于直接投资，而这并不是中国想要的方式，唯独法国因为在工业国中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整体处于较弱的态势，过量资本又相对处于较强的态势，使得法国在资本输出上的首选是政府和银行的信贷。

　　所谓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决定军事，就是这个最为简单的道理。

　　帝国内阁政府和法国达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长期信贷协议，规模巨大，假如没有绝对可靠的同盟协议和契约保证，法国政府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风险？

　　为了争取更大规模的信贷支持，以及更为可靠的军事保障，此时的中法俄三国不仅要签署《中法俄三事互助条约》，中法还在就更为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进行秘密的谈判，中国看中了法郎，而法国也看中了东北军。

　　德国的最后斡旋和努力未能阻止华皇签署《中法俄三事互助条约》，在这一条约生效后，中国也分别和法俄两国签署了《战略互惠通商条约》，从法俄两国分期五年获取总额约合亿英镑的国债贷款，相当于中国四年的中央财政总收入。

　　有了这样一笔巨额贷款，中央内阁政府终于可以正式的大力推动175项国民工业计划，这似乎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

　　1912年2月，中英两国在《天津和平协约》的基础上进一步签署了《中英互惠通商条约》，就海关权做了最后的交割，有了这样的基础，3月中旬，国会迫不及待的批准《工业保护法案》，通过提高关税，将最为基础的纺织、面粉、五金、钢铁等国民工业先保护起来。

　　在提高进口税率的同时，国会同时推出《金融自由临时法案》，开放国内金融业，取缔外国在华和地方政府的货币发行权，连关东银圆在内的奉票也需要限期兑换清退，货币发行权仅限于中央银行。

　　但是，只要银行拥有足够的黄金和英镑、法郎、美元等外汇储备，即可将这些黄金和金本位外汇按至的倍率浮溢兑换中圆券，分享央行的印钞权，在回兑时，浮溢部分会在缴纳货币增值税后重新折扣掉。

　　简单通俗点说，银行每向中国信贷市场注资一英镑，就能获取20%到50%的回扣，撤资的时候则要收走回扣，回扣部分的信贷收益同时也有更高的额外增值税，以此吸引外资流入，限制外资流出。

　　此外，浮溢权仅限于持有国家级银行经营牌照的大型特许银行，在牌照的授权标准上，对外资银行的要求较高，对合资银行和内资银行的要求相对较低。

　　如果这种奇怪的金融政策是在清王朝时期发布，一定会搞出很诡异的外交霸权事件，外国又要打着门户政策强行交涉，交涉不成就是武力威胁，其实能将税率提高上来，对于20世纪的中国也算是难能可贵，东北军的实力是一方面，前面先签署了《中法俄三事互助条约》更重要，可没有东北军在朝鲜战场的那一仗，法俄也犯不着和中国签订军事互助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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