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异地任官制度,其实在秦朝时候,便有相似的规避制度,方运只是将其完善。
第四项草案关于官员任期。以五年为一任期,鉴于官员共有十八品,每五年最多可连升两品。同时规定,若在战时立下惊世大功,得圣院特批,可酌情放宽。
虽然第一项草案还未正式通过,但方运却没有等待,陆续将后面的几项草案抄送给有内阁参议加衔的官员,来征求他们的意见。
时间慢慢过去,方运开始了不眠不休的状态,不断亲自拟定各种革新草案。
正常情况下,方运先制定初步草案,与内阁官吏商议后进行更改,形成二次草案,再抄送各内阁参议,得到反馈后形成三次草案,再次发给内阁参议,再次获得反馈后,形成四次草案,然后将四次草案交由太后与景君,形成五次草案。最后,拿到朝会上讨论,形成六次最终草案。
但实际上,除了极少数的草案,大多数草案的更改次数都超过十次,有些编号靠后的草案已经变成政令实施,靠前的草案却未获通过。
朝政革新,在大多数时代都是一步一步慢慢形成,但在方运的手里变了样。
方运几乎每天提出至少一项新草案,以至于左相阁的官吏经常吃住在左相阁,连续十余天无法回家。
方运的草案要抄送各个内阁参议那里,那些内阁参议的幕僚以及属下都会参与。
所以,整个景国的中高层官员被方运指使得团团转,几乎花费大半的精力来参与草案。
不过,许多官员并没有怨言。
一来,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二来也是最重要的,对于官员来说,参与政策的制定不仅仅不是拖累,反而是权力和地位的体现。
吏员可以清闲,但真正的官员,最怕的便是清闲。
无事可做,往往代表着被淘汰、被边缘化。
所以,整个景国中高层官员的潜力被方运彻底压榨出来,随着一项项政令下达,景国以可怕的效率高速运转。
但是,最让官员无法理解的是,方运起草的草案涉及了国家的方方面面,完全超出了一个官员甚至任何读书人的极限。但是他们又知道,以左相阁那些官员的能力,再翻几番也不可能做到这些,只可能是方运一人的功劳。
所以,大量草案出现的一个重要影响便是,无论方运的草案是否影响官员自身的利益,几乎所有官员都由衷地敬佩方运的能力。
凡是参与讨论草案的官员至少也都是进士,而且大部分草案是有分类,比如一些关于律法细则的草案,主要由刑部官员负责,若是州牧收到草案,不会大张旗鼓召集属下与幕僚,只是写一些自己的意见建议传书给左相阁。
但是,若是涉及民政之事,刑部便不会花费太多时间,主要由户部和各地主官负责。
所以,那些官员忙归忙,都只是处理一部分草案。
左相阁不同,要处理所有的草案。所以,左相阁的成员一直在增加,增加的人员中,一半是方党的官吏,一半是没有党派印记但特别有能力的官吏。
在这方面,方运不仅传书请教好友,甚至传书给柳山,请教有关能臣干吏的挑选方法。柳山没有藏私,诚心指点。
人员太多,左相阁附近的住所都被占满。
以致于左相阁很快提出一项草案,内阁搬迁。这项草案很快得到批准,工部开始在皇宫附近建造新的内阁办公地。
相关的草案政令不仅多,而且涉及到方方面面,没有精深同时又广袤的学问根本无法透彻理解,即便是方运,都靠一心二用与神药维持,同时也借由这个机会修炼天常分神法。
所以,全景国最苦的不是官员,最累的不是方运,而是太后与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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